摘要：在相当程度上，这个法治体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法律化的产物。 ...
（《韩非子·忠孝》）儒家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所以，厘清思想家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特色，是理解他们为何提出这种思想以及挖掘这些思想的意义的根本性前提。且因为每个民族生存的环境不同、秉持的信念、意识有别，因而一个民族的法律必然会以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征而特立独行。
或者，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即从集体走向个人的运动。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摆脱这种来自家庭和群体的束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例如，孟德斯鸠心目中的自然法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孟德斯鸠本人并未清楚地作出交代，而英国学者夏克尔顿根据孟德斯鸠的全部著作，将之归纳为和平、果腹、吸引异性、社交生活、信仰上帝、到一定的年龄时的生育、到一定的年龄时的心智成熟、生来自由和独立、理智、平等、对死亡的恐惧、自我保护诸项，就可以让人们一目了然地知悉孟氏的自然法观念。可见，欠缺历史的分析，就难以知晓制度的源头在哪，其中的发展演变也无从把握。正因如此，作者筚路蓝缕，从古代的混合政体入手，再分析当代社会分权理论的两大范式——均衡政体与权力分立——思想史上的争论及其发展脉络，然后结合英、美、法各国的分权法治实践，来研究分权理论对于指导法治制度建构的意义与功能。
这样追本溯源的分析，对于法学研究的意义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例如诞生于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论就是如此，它将人权视为生而为人者所固有的权利，不受限制、不可侵犯、不得剥夺，因而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资本，推动着社会的文明与人道，其革命性、进步性与重要性怎么来加以形容似乎都不为过。四个世纪之后，康德的哲学理论为上述理解提供了完美的说明。
有人认为，现代法律上也有诸多身份性的规定，如父母子女犯罪嫌疑人消费者，由此就惊叹身份的复活或身份的再生，但这实为皮相之论。达成共识的过程被称为概念化，达成共识的结果就是概念。在史学研究中，虽然不反对以史带论，但绝不允许以论带史，即先确立某个基本论点，然后来裁剪史料，使之符合自己的理论推导格式。以往我们将权力分工理论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恰恰是混淆了阶级分权与职能分工两种不同的分权理念。
（二）法律思想史研究 如果说法律制度史研究是从法律文本（如法典、判例）来进行制度样态的考察以及制度流变的分析，那么法律思想史研究则是从法学理论层面上，对历代思想家的法律学说加以归纳、总结、评述。具体说来，意识形态虽然能让人们增强激情的萌动，但却可能无视祖先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
此身份非同彼身份：同一身份之下人们的权利义务完全平等。比如，对自己的论点有利的史料即加以引用，与自己论点相左的史料则视而不见。而在笔者看来，即便置之于今天的法学理论之上，它仍为法学史中的不刊之论。撇开神学的自然法不论，即以世俗的自然法而言，我们在历史的时段上就可以发现有三种不同关于自然法的界定：一是参照自然的自然法，如古代中国的道家学派强调道法自然，儒家因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而主张等级秩序。
所以，具备历史感或历史意识，是法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也是真正拥有法律功底、法律学识的标志，因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如果我们不去看一条法规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那我们也许就完全把握不住这条法规的意义。这正是现代法律的文明所在，进步之根。而在中国，传统上也注重对法律制度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正史中从班固的《汉书·刑法志》始，大多均有刑法志的内容，追溯法律渊源，概括法制内容，评述法律得失，因而成为我们认识和了解不同朝代法制沿革的基础史料。因而，以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基本路径来对之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提炼，抽象出内蕴于法典背后的精神和理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梅因在考察了雅利安民族的历史的基础上，发现父权或父家长权是国家社会秩序的起源，由此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幼年时代，作为社会单位的，不是个人，而是由真实的或拟制的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许多团体的成员。行为人所应遵守的规则，首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所给他的强行命令。
由上述的简介不难看出，不以人物、学派研究政治思想的内容，而以道德观念的流变来作为划分政治思想分期的脉络，表明了作者高超的论证技艺以及独到的观察视角。法律诞生于历史的过程之中，任何一个法律规则都是人类社会通过不断试错而最终确立的制度成果，法学理论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创立、否定、修正、重塑，因而对法学问题、法律问题的分析必定会涉及历史向度的追问。
不仅如此，凡此现象并非各自孤立存在，它们实际乃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取向，而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特立独行的景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判例、论著和法规都以法律史为前设，并且作为历史的一部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包含了一种对历史的解释，所以总体而言，在19世纪，人们关于历史和历史解释的观念影响了所有的法律和所有的文献。法学不可能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会与法学学科产生交融，所以，我们在理解法学家们的法律思想时，还需要注意相关学科对他们思想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自此之后，人成为面对国家的个人，拥有独立的人格，享有法律的权利。还有学者论证道，在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并没有权利这个词……在那时，评判道德问题的用语主要是其（在道德上）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哪些是符合或者被自然法所要求的，哪些是应当做的或有责任要做的，而不是使用一个人有没有权利或者有哪些权利这样的用语。
霍布斯与洛克在国家理念上的不同就很能说明问题。法律观念史分析 法学的研究必须讲究法度，也就是要按照法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格式来进行法学理论的叙述、法律制度的解构以及法律事实的证成，否则其研究成果难以得到学界的肯认。
残暴的刑罚比长期的惩罚更能激起反抗，长期的惩罚只会令人灰心丧气，而不会令人义愤填膺……总之，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刑法的效果向来就只有摧毁而已，别无其他。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等学者即为娴熟运用此一方法的杰出代表。
当然，孟德斯鸠对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经验概括，那就是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这说明了历史分析方法对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性。
对于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和法律观念史等不同客体，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纳不同的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进行正本清源的阐述，寻求提供给当代法律的启示。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至少在大部分学生中会有这种感觉。按照学者的界定，这一方法注重法律的起源、发展及制度的变迁，以及原理、原则的演进。就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进步来说，法律思想的意义和作用不言而喻，其影响深远而弥久，其智慧常温而常新。
特别是对于法学研究来说，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探究法律原理，而法律原理就是经包括法学家在内的思想家们提炼出来的法学理论和学术观点。总体而言，历史是从前、过去，有经验也有教训，而这些过往的历史对于法学研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史料与背景。
……法律还应该顾及国家的物质条件，顾及气候的寒冷、酷热或温和、土地的质量、地理位置，以及农夫、猎人或牧人等民众的生活方式等等。这样追本溯源的分析，对于法学研究的意义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或者是未加采择，将并非信史的资料当作论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也明确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
为此，笔者不揣冒昧，就此一问题进行分析，其目的不仅在于确认历史分析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更为重要的，是要寻找法学研究中历史分析的正确理路和方法，并就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和法律观念史三种不同的研究对象架构各自合适的研究思路。基本法试图在第1条（人的尊严、不能转让的人权）第79条第2款（禁止改变《基本法》第1、20条的原则）中以‘永恒条款的形式将宪法立法者的自然法观念实证化（‘实证化的自然法）。在此，观念是概念的先导，或者说是概念得以形成的素材与资料。概括地说，法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产物，法的精神就存在于法与各种事物可能发生的关系之中。
同样，一种思想的发展变化也必须在时势更替中寻找合理的答案。……只有对自己的婚姻感到烦恼，并且发现结束婚姻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时刻已经到来的人，才应该有权决定离婚，这是离婚的正当法理。
实际上，重视在法学研究中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既是增强法学理论深度、厚度的必需，也是明确制度沿革脉络、法律思想流变、法律观念衍化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了解这一民族的精神，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法律。
霍布斯认为，契约一经签订，即永久有效，签约人不得退出，而洛克主张，当出现暴政时，人们不仅可以不服从，甚至有抵抗或者说革命的权利。有学者提醒我们，如果说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说明某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循着历史线索去理解这种背景，是很重要的。
